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多起学术不端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尽管学术不端问题并非新鲜事，但其屡屡出现令人意外。问题根源何在？多位科技管理专家和科研诚信研究者指出，我国并不缺乏顶层设计，难点主要在于“执行”。针对数据和图表造假等恶意学术不端行为，受访者们认为，必须让学术界形成“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的局面。

技术赋能，深化对规则的敬畏感

自2018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科研诚信的管理机制和责任体系得到明确。该意见指出，各类科研活动主体是科研诚信的“第一责任主体”，并要求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章程明确学术委员会的科研诚信工作职责，并提供必要保障。该文件还规定，学术委员会应组织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周期性核查，项目负责人和导师也需对署名、数据真实性和实验可重复性进行诚信审核。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袁军鹏、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均表示，中国的科技监督理念与国际接轨，国家政策为科研诚信建设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撑。2022年，科技部等22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了八类科研失信行为，并规定了职责分工和处理程序。2026年2月，科技部发布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则对各类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及处理措施进行了界定。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其他受访者认为，许多人对规则仍缺乏应有的“敬畏”。科研立项、研究开展、成果形成、论文投稿发表、项目结题等多个环节都涉及科研诚信，如何将相关规则落到实处仍面临挑战。项目负责人如何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审核？学术委员会如何承担起对单位科研成果的责任？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能否有效守住学术诚信的门槛？“民间打假”在学术监督体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部分受访者表示，项目负责人和学术委员会难以对发表论文中的数据细节进行逐一核查。对于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作用，袁军鹏解释说，他们的审查重点在于“逻辑自洽、方法合规、结果合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非对原始数据进行“司法鉴定”，通常“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真实”。他指出，同行评议通常是“无偿的业余劳动”，随着全球论文投稿量的激增，审稿人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逐条核验原始数据。

袁军鹏认为，“民间打假”是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和预警机制，有助于净化学术生态，但也需警惕其严谨性和专业性不足的风险，防止其演变为情绪化的“网络审判”。郑雯雯建议，在完善制度要求的同时，应重视技术赋能，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督提供有力支持。袁军鹏还建议，学术出版行业应加强编辑部技术核查能力，利用AI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和文本剽窃等问题，努力实现让科研人员“不能假”。

联合严惩，明确惩罚的预期

李力、仲伟俊和袁军鹏认为，让科研人员“不敢假”和“不想假”同样紧迫，处罚结果的“预期”不足是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袁军鹏分析，《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设定了处罚的“底线”，而李力和仲伟俊认为，对于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在此基础上予以严惩。仲伟俊特别强调，对于与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科研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应进一步加强。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力争在三年内遏制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并初步建立“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该方案明确，对于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审稿人等行为者，将禁止其10年内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于在本文件发布后出现此类行为者，将从严从重处理，终身禁止其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进行刑事规制理论研究，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据袁军鹏了解，国际上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行为被判刑的案例。郑雯雯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的预期。

李力强调要深入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并需斩断与其学术地位相关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了43条联合惩戒措施，涉及限制院士提名、公务员招录、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股权激励、银行信贷融资等方面。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也提出要落实《备忘录》要求，对科研失信主体进行联合惩戒，包括取消职务、职称、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专家称号、学会委员资格等，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激励“过犹不及”，深化对评价的反思

多位受访者认为，科技监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仲伟俊坦言，对于“造假水平很高”的恶意学术不端行为，可能难以在短期内被发现。袁军鹏和李力还提出，任何一个环节的监督都无法，也不该对所有科研人员进行“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诚信科研人员的不尊重，也是对监督资源的浪费。

因此，受访者们表示，解决学术不端问题还需要在科研共同体中树立深刻的诚信自觉，让科技工作者从根本上“不想假”。而建设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与评价“指挥棒”密切相关。仲伟俊和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科研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等高度挂钩，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往往成为误导科技工作者的“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并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提倡严谨治学，反对急功近利。该意见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不以论文、专利、头衔、项目、获奖等作为限制性条件，尊重科研规律，建立重大科学研究长周期考核机制。同时，要求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建立科学、规范、协调、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要避免急功近利，还需“养得住‘闲人’”。他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要适度“宽松”，激励要限于“体面”，让做科研真正成为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谋利手段”。

（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