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
随着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陈峰收到了更多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咨询。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高考分数在400多分是否能申请香港副学士,以及两年后能否升入香港高校的本科。这些学生中,有的未能达到本科分数线,有的则是高考失利,希望通过副学士提升学历层次。副学士作为一种介于高中和本科之间的过渡性学历,在香港学制为两年。若学生完成副学士课程并成功升入香港高校本科毕业,其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相同,因此副学士被视为一个“学历跳板”。
陈峰本人曾在香港都会大学就读副学士,并于今年本科毕业。他观察到,近年来内地学生和家长对香港副学士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但他强调,副学士并非“低分直通名校”的捷径。学生能否升入理想的本科院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副学士阶段的学业成绩、语言能力以及整体表现。
根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的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的人数达到了8200人。完成副学士并最终获得本科毕业的整体费用通常超过100万元人民币。陈峰经常提醒咨询者,香港副学士的学习方式、节奏以及生活环境与内地高中有较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伴随着不确定性。
“学历跳板”
广东考生柳慧今年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仅差几分,她不愿接受就读专科的安排。家人建议她复读或直接出国读本科。复读一年她没有把握能取得更好成绩,而直接申请海外本科则因缺乏语言成绩和课外经历,且担心难以适应陌生环境而让她犹豫。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无需高考成绩即可获得有条件录取,学生可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待高考出分后再满足录取要求。若在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为便捷,可能一周内即可获得录取。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即使高考成绩仅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并有可能升入“港八大”(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受教资会资助的高校)的本科。
柳慧认为,副学士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本科三年级,与同届学生一同毕业,且学费通常是同校本科的一半。她表示,若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毕业,且毕业证上可能留有专科印记,影响就业。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非主流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读副学士,随后在社交媒体分享相关信息。她回忆,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专注于香港副学士申请及升学规划的留学机构。她发现,近年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已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转变为“如何申请”和“如何规划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的副学士申请难度各异。王海蒂指出,部分学院门槛较低,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申请;而要求较高的学院,则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在90分以上。
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透露,“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他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冯越认为,副学士热潮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国际形势及港校排名提升促使更多内地家庭考虑香港作为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多来自广东、福建等地,近年来越来越多北方学生,如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也加入其中。若学生毕业后留港工作并满足居住年限等条件,可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深圳高中毕业生柯米,因父母通过“高才通计划”获得香港居留权,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后转入高中国际部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因准备时间仓促,她在DSE英语科目上遇到困难。今年政策调整,她这类受养人身份学生若想复读一年再考DSE申请本科,需插班香港高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表示,她所在国际部的不少同学也因类似原因选择了副学士作为“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张敏于去年9月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就读副学士,从入学第一天起便抱着“再读两年高三”的心态。她深知,读完副学士后,必须在两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才能申请升入本科。对于内地学生而言,副学士毕业后若未能升入本科,将面临无法在港求职且无法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的困境,副学士可能成为“断头学历”。
然而,高中学习经验难以直接应用于副学士课程。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发现每门课程的考核方式各异,难以像高中那样通过大量刷题提分。全英文授课环境也成为她和许多同学面临的严峻挑战。陈峰提到,副学士阶段的许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占比较高。
相比直接本科留学,副学士提供了更短的试错机会。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后便需着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涵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及升本规划的“陪跑”服务。
郑芳去年毕业于深圳一高中,赴港就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邀请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此服务。她表示,副学士期间,若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可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甚至请对方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参加机构的雅思课程。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陪跑”服务,但她不鼓励学生过度依赖校外机构,认为校外机构对课程考核要求的了解可能不及任课老师。她提醒,香港高校禁止学生提交非本人完成的作业,一旦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规范的做法是提供修改建议而非直接代写作业。但她承认,部分机构为确保升学,可能与学生签署协议,从而越界。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含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长期、多环节服务,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及内地大型机构的“陪跑”服务收费较高,两年约30万元,多为线下辅导。小型机构则价格相对较低,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
香港一家留学机构负责人透露,部分香港保险、金融机构也将副学士“陪跑”课程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渠道,并借此促成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营销能力较强,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对学生帮助有限,且易引发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广东考生霍然成功申请到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得知,自己的课程并非在香港大学主校区进行,而是安排在距离本部较远的独立教学楼。
信息不对称导致相关留学机构出现乱象。王海蒂指出,一些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在招生宣传中仅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已进入“港八大”。
更有机构宣称副学士可冲刺“港前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王海蒂解释,此类情况多针对香港本地学生,因为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在香港本科招生中属于不同类别,申请通道和名额分配均有差异,非本地生名额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远高于本地生。
冯越根据其申请经验表示,近年来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的难度日益增大。若目标为“港前五”(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需达到3.5。即便如此,学生可能无法直接升入大三,而需从大一、大二重新开始。他举例,有学生同时获得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终选择了后者。
冯越进一步说明,若目标为“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若成绩更低,学生可考虑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开始,且学费高于香港。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不甘心就读普通本科的学生。若高考成绩低于300分且学习能力较弱,则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部分合作办学项目中,学生甚至无需前往香港即可完成副学士学业。湖北考生吴鄂原以为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成绩距本科线仅十几分。他选择了一个名为“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学费和生活成本较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仅200多分。
入学后,吴鄂发现除住宿条件稍好外,他与其他在校生并无区别,授课老师也来自湖北工业大学。虽然副学士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较为宽松,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在一门开卷考试中,吴鄂和部分同学甚至带着“枪手”代写的答案进入考场。毕业时,他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成功申请到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三年级。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远超副学士阶段。与吴鄂同届“3+2”项目的另一名学生即将本科毕业,他回忆称,刚到香港的第一个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未列入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属于“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是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学长学姐,因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而与学校对簿公all。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分析,此类项目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而言,则能提前锁定部分生源。然而,若香港副学士的教学质量一致性和学术衔接的连贯性受到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影响。
持续扩容之后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该制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张敏就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在不同班级,老师有时会用普通话辅助教学。到二年级时,两类学生则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增设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香港绝大多数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负盈亏的自资性质。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表示,学院将逐步调整招生安排,并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共建数码商业实务课程,部分ICT课程由深信院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赴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香港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政府资助高校。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获得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非政府资助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持。
常甜指出,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更多是作为“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加剧,副学士教育易受应试导向影响,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
常甜分析,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其作为过渡性学位,简单等同于内地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建议,部分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后若仅被视为高中毕业生,可能造成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例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使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进入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研究生。尽管本科申请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香港本科背景为他申请研究生提供了优势,最终圆了他进入“港八大”的梦想。他认为,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仅达本科线附近水平,但经过几年努力,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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